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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錫侯

    鄧錫侯(1889~1964)

    鄧錫侯的資料

    中文名:鄧錫侯

    外文名:Xihou Deng

    別 名:鄧晉康、鄧司令(新中國建國前)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四川省營山縣回龍鎮

    出生日期:1889年

    逝世日期:1964年

    職 業:軍事家、軍人

    畢業院校:保定軍校(第一期)

    信 仰:愛國主義

    主要成就:率北路川軍出川抗日:

            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

            參加指揮藤縣戰役(臺兒莊戰役)

            1955年9月23日獲一級解放勛章

            1916年參加護國戰爭

            民國四川保定系實際第一首領

            創建綿陽市圖書館和文化館

    代表作品:《鄧主任論川康建設》:《鄧主任言論集》(上、下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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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錫侯——著名抗日將領

      鄧錫侯(1889年—1964年),字晉康,四川營山縣人。歷任護國軍營長,川軍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愛國人士、軍事家、著名抗日將領,抗戰勝利后在川軍中被視為領袖。

      1923年參加第二軍與一、三軍及邊防軍對戰,任副總指揮,1924年5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四川省省長。1937年9月任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出川抗戰,參與“臺兒莊大捷”。1946年9月9日代四川省主席,次年任四川省主席。1949年12月9日在彭縣率部通電起義。1949年后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水利部長、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民革中央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1938年至1948年擔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統領四川省和西康省的軍權。鄧錫侯是民國四川保定系實際第一首領。1955年9月23日榮獲一級解放勛章。1964年3月30日在成都病逝,享年75歲。

      出身寒門

      鄧錫侯出身貧寒,八歲喪母,十歲喪父,全靠舅母文氏撫養成長,故倆長感情甚篤。少年時,鄧曾就讀于鄉中私塾,由于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因而功課優異,深受塾師李樵(號鐵樵)的贊賞。

      清朝末年,朝廷統治腐敗,內憂外患日深,民臺倒懸,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十分活躍,地處川北偏僻之鄉的營山縣也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剛開始懂事的鄧錫侯常與友人議及國家民族之大事,曾嘆息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與摯友相約,忍痛離開養育自己的舅母和故鄉,到省會成都尋求出路。

      棄文學武

      1906年,鄧錫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慮之際,恰逢成都陸軍小學堂第一期招募新生。于是,鄧決心棄文習武。由于他身材魁偉,腦子機靈,遂被錄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所屬的南京第四陸軍中學堂。因畢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黨人的教育下。鄧錫侯尚未畢業就離開學校,毅然回四川參加新軍,在第十七鎮六十五標當教練官和幫帶。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他又轉到四川陸軍劉存厚的第四師任職,先任副官,后為連長。

      仕途升遷

      護國戰爭爆發后,正在川南敘州(今宜賓市)、瀘州一帶清鄉的川軍劉存厚率先響應“反袁護國”的號召,時任營長的鄧錫侯隨部配合蔡鍔領導的入川滇、黔軍作戰。他奉命堅守要隘馬鞍山,憑借險要地勢和自身的英勇機智,給北洋軍以重創而榮立戰功。隨即受劉存厚的派遣,前往駐大洲驛滇黔軍總部向蔡鍔報告戰況。蔡見鄧還是一個年不過二十、雄姿英發的年輕軍官,頓生愛惜之情,獎慰有加,要他回去轉告劉存厚,要進一步嚴明軍紀,能戰者賞,怯戰者罰。蔡鍔特對鄧錫侯說:“梁任公(超)電告,護國軍得到中外支持。廣西陸榮廷已經宣告獨立......倒袁必勝。”蔡并專撥槍械五千以補充川軍。待日后向北洋軍發起總攻。護國戰爭勝利后,鄧錫侯升任四川陸軍第二師第三旅第五團團長,駐防成都市北校場。

      1917年7月,川軍師長劉存厚等與四川督軍羅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戰。鄧錫侯因率部阻擊支持羅佩金,戴戡的滇黔軍有功,并處決了縱兵殃民的禍首黔軍旅長熊其勛,受到獎賞。1918年,鄧錫侯升任四川陸軍第五旅旅長,駐防眉山、彭山、仁壽一帶。鄧為培植壯大自己的軍隊,提高部隊的戰斗素質,在眉山創辦了“軍事教育團”,自兼團長,將所轄各團,營軍官集中輪訓,每期四個月,獲得了明顯的成效。1920年,鄧升任四川陸軍第三師師長,先后駐防成都、廣漢、保寧(閬中市)等地。他又趁四川軍閥混戰之隙。在保寧舉辦了“軍事教育團”,再次培訓全師中下級軍官。1922年,鄧在軍閥混戰中率領第三師第一次進駐重慶市,并舉辦了“浮圖關教育團”。這時,鄧錫侯作為川軍將領已逐漸形成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內從事內戰活動了。

      1922年8月,四川陸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劉成勛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以鄧錫侯想當軍長而對廢除軍長職銜的決定不滿為由,秘密挑動鄧的旅長劉銘吾、劉漢鼎反鄧。但事機泄漏,鄧錫侯乘春節在重慶看戲之機將劉銘吾、劉漢鼎二人解職、扣押,并聯絡唐廷牧、田頌堯、劉斌等師長通電反對劉成勛,揮兵直搗成都。嗣后,鄧錫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擊,被迫撤離成都,敗退川北綿陽,閬中一帶。不久,鄧又聯合北洋軍閥支持的楊森等部,通電擁護北京政府,指責熊克武、劉成勛等“擅開戰釁,阻礙國家統一”。由此,鄧錫侯受到曹錕吳佩孚的嘉獎,被北洋政府委任為“國軍”第三十師師長,并加“驃威將軍”的頭銜。

      1923年冬,鄧錫侯、楊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發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慶、成都。反熊各軍勝利以后,北洋政府論功行賞,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鄧錫侯為四川省省長。他考慮到成都乃楊森所控制的地盤,不愿脫離駐在重慶的部隊,于是成都的省長公署形同虛設。1925年5月,北京段祺瑞執政又改任鄧錫侯為四川清鄉督辦。

      楊森當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圖獨霸全川。這年秋,劉湘、鄧錫侯、袁祖銘、劉文輝、田頌堯組成倒楊聯軍,分兵幾路向成都進軍。鄧錫侯任聯軍副總司令,率部擔任主攻資中、資陽的任務。在寶興場的遭遇戰中,楊森的主力團被擊潰。楊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鄧率部進駐成都。隨后,聯軍頭目在自貢召開分贓會議,他的實力僅次于劉湘,因而分得鹽稅專收權,月征三十萬元,并占據華陽、簡陽、遂寧、合川、南充、彭縣、廣漢、金堂、新津、灌縣、新都、郫縣,以及松(潘)茂(縣)等廣大地域。此時,鄧錫侯已成為四川軍閥“四巨頭”(劉湘、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之一,獨霸一方,在川軍中以其保定系關系而頗孚眾望。

      兵法手段

      當1926年秋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進抵武昌時,川軍各部也相繼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鄧錫侯所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鄧任軍長、并兼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七路軍總指揮。他將該軍擴充至五個師,十七個混成旅,一百一十四個團,另有炮兵特科部隊若干。鄧及其所部之旅、師長在自己的駐防區內,獨斷專行,發號施令,就地籌餉,預征田賦;抓丁派夫,擴充部隊。駐地有民謠說:“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一年幾征糧,百姓餓斷腸”。同時,他在松(潘)茂(縣)等藏、羌民族地區,實行所謂“用陽剛的手腕,圖溫和的成績,舉國家的財力,實力,強制其同化與統一”的大漢族主義政策。鄧錫侯還長期控制了設在成都的四川造幣廠,大量鑄造銀洋銅幣,以保障日益增長的軍需供應。1928年鄧錫侯暗中支持楊森、李家鈺、陳書農等反劉湘,1929年與劉文輝、田頌堯等一起反蔣介石,但皆失敗。

      1931年,鄧錫侯伙同劉文輝、田頌堯教訓名義上的部下李家鈺。同時,鄧錫侯還派出軍隊“支援”甘肅,軍事力量到達天水、武都一帶。1932年秋,四川軍閥之間爆發了規模最大的混戰,即“二劉(劉湘、劉文輝)之戰”。由于劉湘向鄧求助,鄧錫侯暗中協助劉湘襲擊了劉文輝,劉文輝憤恨至極,曾欲設“鴻門宴”誘殺鄧錫侯及其部屬,達到不戰而瓦解鄧錫侯的軍隊。鄧獲劉部密報出走新都寶光寺,陳離師長來迎。鄧在旅長以上官員的會上動員說:“大家要眾志成城,萬箭齊發,一舉渡過毗河,再克成都。這一仗打勝了,薪餉才能按月發放。”當劉文輝指揮第二十四軍攻占崇寧縣后,劉、鄧兩軍便在毗河兩岸對峙,鄧軍黃隱部并砍掉都江堰內河的馬杈,成了鄧部的天然屏障,也造成毗河兩岸泛濫成災。鄧錫侯感到對峙局面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乃通過劉湘的高參劉從云向劉湘講明:鄧、劉兩軍鷸蚌相爭已呈膠著狀態,只要第二十一軍出兵,劉文輝必定垮臺,二十一軍(劉湘部)就可以趁勢統一四川了。劉湘采納其議。劉鄧雙方在毗河打了一個多月,未分勝負。同時,劉文輝軍內部分裂,眾保定系將領夏首勛、林云根、張清平等與二十八軍陳書農、黃隱、陳離等師長商量和議,要求保定系團結一致,和力對付劉湘。然未實現。果然,劉湘第二十一軍一出擊,劉文輝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線潰退。在鄧錫侯、劉湘等聯合進攻下,劉文輝部全線瓦解,只好率殘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軍閥最后一場混戰宣告結束。

      正當鄧錫侯與劉文輝在毗河鏖戰時,徐向前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漢、達縣等地,建立起川陜革命根據地。蔣介石一面調集“中央軍”胡宗南部進駐川陜甘邊境阻止紅軍北上,一面委派劉湘就任四川“剿總”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全川各軍。鄧錫侯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率部進剿川北蘇區;他在“剿總”會上表示:“末將聽令,愿效驅策”,為完成剿滅共軍的任務,“犧牲一切在所不辭”。但會后他卻不滿劉湘的調遣,把第二十八軍的四十一個主力團分為前方進剿與后方整訓兩大部分,定期輪換,不把軍力全部投入前線。他命第七師師長馬毓智代理軍長,駐在成都與劉湘周旋,自己則坐鎮設在綿陽的第一路軍總指揮部里督師,由陳書農任前敵總指揮。

      敗于紅軍

      1933年11月,鄧錫侯部十多個團先后到達昭化,廣元一線布防,伺機出擊。由于當時紅四方面軍王樹聲部自動縮短戰線向后撤退,鄧軍得以躑躅前進,半年多才占領旺蒼、南江兩縣。

      1934年6月,鄧部奉命進攻通江,進抵小通河沿岸與紅軍對峙。8月,紅四方面軍在萬源一戰擊潰劉湘主力,軍威大振,迅即回師西向,橫掃川軍其余各部。鄧錫侯部望風披靡,陣腳大亂,損失慘重,鄧只好到廣元整頓殘部。他對驚魂未定的部屬說;"你們進攻了幾個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時,幾天就跑回來了。你們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喲。我不怪士兵,但要問一問這些指揮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軍撤至廣元縣不久,部隊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五軍。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轉移。鄧錫侯令其前敵總指揮陳離率部在劍門關堵截,結果一個團被紅軍殲滅,鄧只好命令楊曬軒所部堅守江油、中壩、梓潼一帶。當紅軍西進茂縣、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區時,鄧錫侯又令四個團在松潘茂縣地域設防,妄圖阻止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結果又被紅軍擊潰。

      棄暗投明

      6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飛奪瀘定橋后,又迅速攻占天全、寶興,欲與在理縣、茂縣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鄧錫侯奉命率部企圖從后山側擊已抵達寶興縣之紅軍。行軍途中,他接到紅軍總司令、護國戰爭期間就已認識的朱德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信。信中懇切勸告鄧說:"黨中央、毛主席號召,國難當前,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北上抗日,如兄部愿來,我們歡迎,如有困難,暫時不來,希望互不干擾......"鄧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為保存實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劉的要求給紅軍讓路,一方面又要向"剿總"交差應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蹤部隊的黃隱、李樹驊部始終與紅軍保持一天行程距離,不時還要對空亂放幾槍幾炮。就這樣一直尾隨紅一方面軍離開寶興,翻越夾金山。

      抗日晉魯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鄧錫侯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潮的推動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員張曙時等的影響下,深明大義,顧全大局,主動請纓,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將出川抗日的四川陸軍十四個師編為第二路預備軍,鄧錫侯任第一縱隊司令(后稱二十二集團軍)。9月,出川抗戰的各軍分別向成都、重慶兩地集中,準備一路北出劍門,一路東出夔門,馳赴山東,山西抗日前線。9月5日,在成都市舉行了有萬人參加的"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敵將士大會"。鄧錫侯在會上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演, 他說:"我們四川人是具有愛國傳統精神的。黃花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護國之役也有四川人。當前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身為軍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養,當然要拼命爭取歷史的光榮,籍以酬報四川人民......""我們只有長期抗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川軍出川以后,如戰而勝,當然很光榮地歸來,戰如不勝,決心裹尸以還!"

      鄧錫侯的一番激情壯浯,使在場的將士熱血沸騰,人人振奮。歡送大會之后,鄧又召集第四十五軍駐成都的出川抗戰官兵,作了動員訓話。他說:"一二五師(師長為陳書農)官兵揚言:‘不發清所欠薪餉不出發,你們的欠餉是應該發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國土,殺我同胞,搶奪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全國一致請纓殺敵,我們軍人的天職就是全中國民民,出川抗戰。前線情況,急如星火,怎么能說要發清欠餉才出發呢?"接著大聲問道:"你們是等發欠餉,還是馬上出發?"全體官兵激于義憤,齊聲應道:"愿立即出發殺敵!"

      1937年9月初,他指揮所屬第二十二集團軍陸續沿川陜公路出發。由于車輛奇缺,全體將士只有徒步行軍,沿途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父老叮囑殺敵立功,使部隊倍受鼓舞。經過一個月的急行軍,抵達寶雞,轉乘火車到達西安。這時突然接到蔣介石急電,因娘子關吃緊,命鄧軍立即趕赴前線。鄧立即率領部隊開赴山西潼關,從風陵渡過黃河直達前線。

      10月22日,鄧錫侯偕副總司令孫震等抵達西安時,日軍已越過娘子關,經盤石,巖會進犯平定、陽泉,壽陽告急。于是,鄧部奉命馳援晉東。11月1日,鄧將集團軍總司令部設于馬首村,然后到壽陽面見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閎,決定行動部署。隨即命令陶凱、王志遠兩旅在壽陽、陽泉一帶協同友軍阻擊日軍。當時鄧部武器裝備十分簡劣,每個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漢陽造步槍和兩顆手榴彈,每師除數門迫擊炮外,山炮、野炮一門都沒有。其時雖已秋風蕭瑟,但每個士兵僅有粗布單衣兩套。鄧部將士全憑滿腔愛國熱忱,以血肉之軀與裝備精良之敵拼死搏斗。因傷亡慘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擬向太原靠攏。

      11月6日,鄧錫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與日軍遭遇,并被包圍。在晚上突圍時,鄧墜馬摔傷,遇救脫險。此后,鄧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抗日遇險紀念日,教育部屬,勉勵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報仇雪恨。7日,太原棄守,戰局惡化,第二十二集團軍經交城、孝義轉移至洪洞縣城,一面在安澤、沁源、長治一線構筑陣地拒敵前進;一面整訓部隊,待命反攻。這時,八路軍總部亦駐在洪洞縣東關外。鄧錫侯曾與朱德多次會晤,并請朱德給二十二集團軍團級以上軍官講解抗日形勢和游擊戰術問題。以丁玲為團長的"西北女子戰地服務團",也常為鄧部演出精彩節目。第二十二集團軍剛到山西省沒有作戰地圖,鄧正在焦急時,周恩來親自帶來了在平型關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鄧錫侯激動地說“患難見真情。”這些活動,進一步激發了鄧及鄧部的抗日愛國熱情,增強了八路軍與川軍的友誼和合作。

      魯南建功

      12月中旬,日軍相繼侵占南京、濟南,隨即一面從南京北渡長江,一面由濟南南下,企圖南北夾擊打通津浦鐵路。蘇北戰略要地徐州吃緊。國民政府軍委會急調各路大軍保衛徐州。鄧錫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從山西洪洞馳赴魯南,將集團軍總部設在軍事要地臨城。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統一指揮下,鄧部從徐州沿津浦鐵路北上兗州設防,以阻擊從山東泰安方面南下之敵。鄧以第四十一軍防守津浦鐵路沿線各要點,并令第一二二師王銘章部集結滕縣一帶,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軍一二五師從界河前進,阻敵于泗水以北。這樣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暫時扭轉,人心初安。滕縣戰斗,王銘章師長壯烈殉國,陳離師長負傷。但川軍的巨大犧牲掩護了國軍主力部隊迅速集結到位。

      鄧錫侯率部駐防魯南時,能體察民情,尊重民俗。魯南是孔子的故鄉,禮教十分嚴格。鄧特整肅軍紀,嚴禁部屬擾民、拉夫、派款,嚴禁部隊進入民間內室,因而軍民關系融洽。正是在當地群眾的積極支援下, 1938年1月14日,鄧部川軍初到魯南前線,就在兩下店夜襲敵營成功,斃傷日軍二百多人,俘虜四十個,繳獲槍械一批,首戰告捷,軍威大振。魯南群眾特作七律一首以頌贊鄧部將士:

      天上遙瞻節鉞臨(指川軍來),

      安危須丈老謀深(指鄧錫侯)。

      晉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蠻倚七擒(指勝利在最后),

      中府一朝誅貳豎(指殺韓復榘),

      陽光普照靖群陰。

      川軍將帥皆韓岳,

      豈有神州竟陸沉。

      山東民眾對鄧部的愛戴,使將士們非常感動,他們感慨地說:"為民族而戰爭,能得民眾如此愛戴,可以死而無恨了!"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縣,與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軍政川康

      1938年1月,四川政局發生波動。2月上旬,蔣介石電召鄧錫侯到漢口,征詢治川意見。鄧錫侯呈述了三點:其一,四川是抗戰后方,留駐川康的部隊不少,應保留川康綏靖公署,以統率川康部隊,其二,日軍正猖獗進犯,戰區擴大,應再抽調一些川軍出川抗戰,增援前方,其三,張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議委張為四川省主席。蔣介石基本采納了鄧錫侯的意見。2月11日,鄧被委任為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21日,鄧又被委任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稍后,鄧即從前線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

      鄧錫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時,川康綏靖公署的文武官員大多為劉湘的舊屬,對鄧懷有疑慮。他為鞏固統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戰,公開聲稱愿以“公、誠、和、信”四個字來對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屬。他在一次綏靖公署處長以上的官員會上說:“我回四川繼任川康綏靖主任,是為了團結川康軍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糧,支援前線。因為抗日戰爭是關系民族存亡之大事,決不能為了爭權奪利影響抗戰,原綏署處級以上官員一律不變動,照常供職,我只派一個參謀長和各處幾個副職人員協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實現安定后方,支援前線的共同愿望。”鄧錫侯在以后處理軍政事務時,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穩定了局勢。1938年8月,董必武、林伯渠到成都專訪鄧錫侯,并希望鄧搞好支前工作。1940年,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后,國民黨準備逮捕楊伯愷時,鄧錫侯保護了他,使楊伯愷安全離開。1941年,鄧錫侯領銜組織“四川黨政軍民前線川軍慰問團”自兼團長,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1942年,鄧錫侯兼任成都防空總司令時同意在成都城郊挖防空地洞,結果意外發現了前蜀國主王建墓。1944年湘桂之役后,鄧專門派人找周恩來了解抗戰前途,鄧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此外,他還在調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外援交通極端困難情況下,為維持四川戰時經濟體制,組織兵員、武器和糧秣方面;以及爭取美國、印度對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費了許多心血。

      倍受排斥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蔣介石仍不甘心失敗,親自坐鎮重慶,分別結集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等部于川陜邊和川、鄂,湘邊,妄圖作最后的掙扎。

      此時,鄧錫侯也正受到蔣介石的冷落、排斥,處于失意、徬徨的時候,他一方面看到國民黨統治的最后崩潰已是指日可待,決不甘心為蔣介石集團殉葬,更加懷念往昔朱德、劉伯承,吳玉章、張瀾等對自己的關照與厚望;另一方面,鄧又顧慮自己的官僚、軍閥身份以及參與堵截紅軍的歷史,怕全國解放后會受到追究和歧視。就在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有關人員,川東、川西及川康地下黨的人員,民革、民盟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鄧錫侯的說服、開導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陸的最后一戰中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鄧提出了關于起義的三條意見:第一,起義應按劉伯承司令員在北京廣播的原則辦事;第二,起義人員的財產概予保護;第三,起義后不得另立番號,不得移防,應就地維持秩序,聽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鄧錫侯完全接受了這三條原則。

      川軍起義

      與此同時,國民黨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也接到周恩來的電示:解放大軍行將西指,望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川軍將領團結起來,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但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周恩來的電報對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的率部起義起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自此,他們三人更加經常地秘密聚會,分析瞬息變幻的情勢,商討對策,并聯絡民主力量和地方勢力作好起義準備,迎接解放。

      重慶解放,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蔣在撤離大陸的前夕,又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邀請鄧、劉,潘到自己住地北較場,準備將他們挾持到臺灣。在此緊要關頭,鄧錫侯等于當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團的護送下抵新繁縣的龍橋。此時,川軍將領王纘緒接受蔣介石的派遣也從成都趕到龍橋,勸說鄧等回心轉意,遭到嚴辭拒絕。為防胡宗南部的攻擊,鄧等遂轉赴彭縣。

      解放四川

      在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陳蘭亭率部起義的配合下,四川省會成都市終于實現了和平解放。30日,鄧等起義將領和成都市人民群眾一起,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賀龍司令員,王維舟副司令員率部勝利入城。

      解放后

      解放后,鄧錫侯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后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區裁撤,恢復四川省的建制,鄧錫侯被任命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1954年后,鄧又歷任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1964年3月30日,鄧錫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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