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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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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年的槍聲,已過去了103個年頭。百年間世事變幻,滄海橫流,對當年那場空前變局的評價,也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備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遜位,也已被某些學者賦予了“光榮革命”的璀璨光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第一聲槍響為中國現代化隆重破題。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辛亥革命有著非同凡響的歷史意味。我們今天紀念它,不只是因為辛亥革命標志著帝制的終結和共和的開始,更因為,辛亥革命標志著中國從傳統社會進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新時代。作為媒體,我們選擇了這樣一種回望歷史的路徑,我們力圖冷靜、溫和,不預設立場,目的僅在能帶領讀者重回1911年的歷史深處,帶來思考和感動。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后新式婚姻:女子愿與有婦之夫同居

      1914年,京劇名伶梅蘭芳排了一出根據作家包天笑的短篇小說改編的新戲《一縷麻》,《一縷麻》講的是一個包辦婚姻,指腹為婚的悲劇。戲上演后,極其轟動,一演再演,因為這出京劇新戲正與辛亥革命后封建包辦婚姻的破冰之勢相呼應,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對“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追求。

      革命黨人首先在婚姻自主做出了引領與表率。

      1900年,蔡元培先生將自己的征婚廣告貼在書房墻上;而到了1912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上海各報刊公開登載了《征婚廣告》,在當時轟動了全國,就這樣找來了革命新女性湯國梨;1908年3月,彼時的革命青年后來卻成為漢奸的汪精衛在馬來亞檳城結識了進步華僑陳耕基的女兒,革命女青年陳璧君,當時汪26歲,陳17歲,引出了一段“蕩氣回腸”的自由戀愛,他們各自退了婚,在辛亥革命勝利的1911年修成正果。

      武裝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們也跟進了。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鐘報》登一則社會新聞稱:“魯省某報廣告欄內登一奇怪之廣告,令人觀之殊堪發笑——北京高等女學畢業生十七歲招親廣告:凡有年齡相當、身家清潔、欲娶妻妾者,請至趵突泉內寶文齋書畫店面面議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過時不候云云。”

      經過辛亥革命和隨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婦女評論》上發表《解放與戀愛》稱:“女子解放的意義,在中國,就是發現戀愛!”在那個時代,討論愛情,就是一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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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個早產兒

      憲政

      憲政是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與法治結合構成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思想家薩托利將憲政要素概括為:1.有一部叫做憲法的高級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審查;3.有一個獨立的法官組成的獨立的司法機關;4.存在基本性的正當法律程序;5.存在有約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規定,可以作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進行有效控制機制。而美國當代著名國際法學家路易斯·亨金則認為,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受制于其限制”。

      概而言之,以憲法治國,用法律限制執政者的權力,保證政治民主,確保人權,這是憲政實質。

      憲政在中國是件難事。遙想當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未出京城就遭遇炸彈。據五大臣之一戴鴻慈的日記記載,事發次日他和端方、徐世昌為炸彈事件面見慈禧時,慈禧“慷然于辦事之難,凄然淚下。”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一直致力于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研究。他認為在十九世紀末,清王朝在西方勢力侵凌下,屢敗屢戰,不止有亡國,且有亡天下之危。曾國藩李鴻章洋務運動康有為超的維新運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是為求中國之富強,為爭國族之獨立與自由。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歷史長遠的視角來看,不能不說是承接洋務、維新、辛亥以來的中國現代化的步步啟開。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型文明走向中國現代型文明的一個“現代轉向”。

      金耀基先生認為中國現代化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是洋務運動(從農業到工業)、維新運動(從經學到科學)、辛亥革命(從帝制到共和)。政治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啟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走上了共和的不歸之路。清代末葉,中國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一百多年來,我們始終都是在變局當中。中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國的政治行政,都出現了數千年沒有的面貌。他把“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看作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秩序中的種種變化。傳統的文明秩序,誠如陳寅恪所說的是基于儒家的“三綱六紀”。這個文明的規范秩序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一步一步地被解體了,而一個新的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重構工作是從清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展開的。新的現代文明秩序從傳統中蛻化演變,從十九世紀到現在,還在轉型之中,是跨越三個世紀的文明轉型的“漫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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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辛亥革命:孫中山為何堅決要求定都南京?

      孫中山為何要堅持定都南京開國定都,一向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傳統。大凡開國定都總要考慮當地的地理形勢和交通方便與否等因素。西漢定都長安,因為關中號稱天下膏壤,地勢險要,挾制東方郡縣好象按著別人的脊背。東漢定都的洛陽雖然不如長安,這是因為長安經西漢末年兵燹,殘破不堪。何況洛陽卻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風光,亦算有險可憑,況且歷來就是古都。東晉的京都南京,號稱石頭城,虎踞龍盤,扼江而擋北方,自然是風水寶地。北宋的京都汴梁雖地處中原,但無險可守,金兵南下,一舉就把北宋滅亡了。明朝開國時定都南京,但是,后來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目的是為了對抗蒙古的兵馬,不得不如此。

      說起來,首都是一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從中國的歷史看,歷朝歷代關于都城的選擇,多是人口密集、經濟發達、位置適中、交通便捷,而且地勢險要之地。統治者對都城的選擇均十分慎重,主要是從有利于鞏固統治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孫中山要創建中華民國自然也必然有定都何地的選擇。但是,他開始選擇的并不是南京。

      據有關資料記載,早在1887 年,孫中山就對中國首都的選擇有過縝密的考慮,他曾主張“一都四京”,一都即武漢,四京即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南京廣州、北京順天。可見,孫中山關于首都的第一選擇,應是武昌。1902 年,孫中山在與章太炎的一次談話中強調說,“金陵猶不可宅。”意思就是說,南京不可做一個國家的首都。他認為,武昌揚靈于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雄,鐵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長城,其斥侯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除此,他還曾說過,“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孫中山和章太炎首先考慮的定都武昌,其理由是關中、洛陽等地自然環境已經不如古代,而武昌揚靈于大江,東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撫河洛,靠著鐵路交通,而北達長城,南理兩粵,這是石頭城的南京所達不到的。他們還認為當年太平天國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難以制遠,實為失策,也是滅亡的一大原因。由此不難看出,孫中山說來說去,最中意的首都是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建立一個統一的臨時政府已是迫在眉睫。由于武昌地處中原腹地,乃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諸次起義中第一個在省會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況且又是孫中山的一貫主張,并得到章太炎的支持。因此,將首都設在武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多數省份都主張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都設在武昌,只有貴州軍政府提議設在廣州。已獨立的各省代表到武昌后,確定在臨時政府成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很明顯,這事實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

      11月7日,湖北都督府通電全國,呈請己脫離清王朝的省份派出全權代表赴武昌設立臨時政府。然而,其時清朝大軍屯兵江北,虎視江南,漢陽已經失守,武昌極度吃緊,湖北軍事形勢極為嚴峻。而當時革命黨人的政治基礎在東南沿海,江浙革命黨人就主張將新國家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為此,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提議在上海設立“臨時會議總機關”。

      但是,就在此時,傳來了江浙聯軍于12 月2 日攻克東南重鎮南京的消息。于是,各省代表精神為之一振,兩日后在武昌立即開會作出決定,將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同時決定各省代表會議也遷至南京召開。看起來,南京就要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個首都。12月12日,各省代表會議在南京召開,籌組中華民國中央臨時政府。在以同盟會委員為主的參議院“國都”問題時,又出現了南京與北京之爭,主張建都北京的竟有有20人之多,而主張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

      12 月25 日孫中山從國外回來時,看到如此新形勢,就放棄了將首都設在武昌的考慮,反而支持定都南京的主張。在參議院多數人投票反對定都南京之后,經孫中山、黃興等人一再堅持和勸說,參議院復議時才確定在南京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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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簡介:結束了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君主專制

      辛亥革命簡介: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該年以干支計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這次革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2000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革命的準備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興中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始。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余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康有為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后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與此同時,自發的群眾斗爭蓬勃發展,多達千余次。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并領導了收回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為了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1905年7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預備立憲。1907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力。上層資產階級從中看到了希望,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準備參預政權。但是滿洲親貴們對立憲并不熱衷。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不久,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攝政王載灃采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家大權的政策,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國會請愿同志會在北京連續發起國會請愿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發布內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為總理的皇族內閣。立憲派分享政權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數人拋棄立憲的幻想,對革命活動開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勢愈益成熟。 ...查看更多

    揭秘歷史:“辛亥革命”一詞是從何時誕生的?

      辛亥革命的誕生:“辛亥革命”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其含義就不斷演變。而辛亥革命紀念之中該詞的運用最為密集,各方對其表達尤為充分,遂為研究者提供了絕佳的視角來探討其詞義的流變及其背后的深層原因。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于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余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余生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歷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于農歷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并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并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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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現代政治就是一個妥協的協商過程,辛亥革命留給中國留給人類的最大啟示,就是中國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共贏雙贏多贏,大家都沒有輸。這些啟迪在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中被淹沒了掩蓋了。我們今天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實更應該用一種溫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參加者,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為這一事件的和平解決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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