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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時期的“南倭北虜”分別指的是什么?影響了整個明朝的“南倭北虜”事件詳解
    趣歷史 責任編輯:Lqp 2018-09-22 13:26:33 朱常淓 朱瞻基 朱高熾 朱由檢 朱允炆 朱棣 朱元璋

      南倭北虜又稱北虜南倭,即東南沿海一帶倭寇的侵擾和北部邊境蒙古騎兵的襲擾,是長期困擾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兩大問題。

      嘉靖年間,明王朝面臨空前的邊疆危機。北方的蒙古各部落統一后,勢力強大。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求通貢市,世宗不許,屢請屢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軍侵大同,后退兵開市。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部邊境薊遼地區滋擾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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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南沿海邊境,日本封建割據造成大批武士流亡,與海商和中國境內反海禁的私販集團結合成武裝力量,侵擾浙江、福建一帶,即稱“倭寇”,屢禁不止。二者造成的嘉靖年間的邊疆危機,合稱“南倭北虜”。

      隆慶時期,在經濟、政治的發展,軍事力量的壯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條件下,明朝通過開放海禁、“俺答封貢”使一直困繞明朝的“南倭北虜”問題得到基本解決,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背景

      南倭北虜,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須面對的兩大外患。明代外來的威脅,在北方主要來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韃靼部、瓦剌部,在東南沿海主要來自倭寇。當時稱為“南倭北虜”。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堅決反對對外濫用武力,他曾明確地講:“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明太祖還在其遺訓中再三強調指出:“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認識,定下“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的以守御為主的國防政策。重建了以長城為主干的北部邊疆防御體系,后來又建起了以衛城、所城為骨干,堡寨墩峰相結合的海防設施體系,成功地抵御了外來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設九邊以防“北元”,在南方則是采取建立衛所、設置戰船等措施,加強海防以備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民眾出海貿易,主要是與日本的貿易,導致走私活動猖獗。從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神宗萬歷十年),北方少數民族韃靼首領俺答汗日益強大,不時率兵南下騷擾,在東南沿海,倭寇也不斷入侵,甚至竄至南京,所謂“南倭北虜”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始終是明王朝的莫大禍患。葡萄牙據中國澳門不走。地主階級內部一小部分有識之士,從長遠的統治利益山發,主張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頓邊防,嘉靖末擊敗倭寇,隆慶時與俺答言和井注意防邊。其次是整頓賦役,從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條鞭法。再次是整頓工商業,征收輪班銀,準販東西二洋,設水餉、陸餉、加征餉船引銀。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還有整頓吏治,至張居正當政時較有效果。這一時期,在諸般矛盾中,顯然以民族矛盾最為突出嚴重,也是處理得最好的。國內各民族進一步融合的趨勢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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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歷史社會現象,既有入侵與捍衛主權的斗爭,又含有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封建制度間的沖突。

      “南倭北虜”是困擾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虜”是個老對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對的一個新對手,沒有現成經驗供借鑒,往往采取極端的“海禁”政策加以處理。

      明成祖晚年,在鄭和下西洋后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許可貿易)予日本進行貿易。但后來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

      朝廷花大力氣在中國沿海進行“剿寇”作戰,一直打了百多年,卻無法阻擋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連丟城失地,幾易督帥不絕,“寇患”越演越烈,成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謎團。其中深層原因是朝廷錯定了打擊目標,這些海上武裝集團,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實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動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裝團體,朝廷當做外國入侵來打擊,戰事越弄越亂。

      明廷以此中斷一切對外貿易,中日貿易從業者生計大受打擊,遂成海盜。倭寇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當是中國人汪直

      明代倭亂,在嘉靖年間汪直集團興盛時達到極點。統治者很早就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盡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當時勢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視海防設置,未能釀成大患。到嘉靖年間,政治腐敗,邊防松弛,倭患漸起。此時東南沿海工商業發展起來,而海禁依然厲行,沿海民眾和汪直集團與朝廷的斗爭非常引人注目。“閏三月,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至六月始去。”又載:“時胡宗憲為總督,誅海賊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復勾倭入寇,閩、廣益騷。 ”

      據《明史·日本傳》所說:“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國的民間海洋人士,稱為“假寇”。因他們對抗“禁海”,被冠名“盜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漢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將這部分本來并不反對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對立面,一概稱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來的“真寇”侵擾,還是國內“假寇”的對抗,造成沿海亂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產物。“倭寇”不過是沿海民眾求生存、海上集團圖貿易之利的行為罷了。但是大明王朝守著“片板不準下海”的祖宗之法,極力壓制民間海上貿易,導致“南倭”的發生,對于沿海地區的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明朝放棄了開放、開發海洋的機會,卻集中力量進行“剿寇”,而且錯誤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導致越剿越亂的結局。而且,誤導了社會輿論,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經過名將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的努力,倭寇問題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決。 東南沿海倭患漸次平息以后,長期以來高懸在明廷頭上的“南倭北虜”兩把利劍,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飭北方邊務,消除蒙古韃靼部落的襲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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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虜

      元朝殘馀力量北逃后,是為北元,北元又分裂為韃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韃靼衰退,瓦剌遂成為中國北疆的最大威脅。此后由于與明朝的長期戰爭及內亂、內戰不休,元氣大傷,蒙古人逐漸喪失了進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農業地區的支援和調節,單一的原始畜牧業和不發達的手工業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獲取漢地的物資成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貢和打仗都是獲取物資的手段,因而韃靼、互剌諸部及兀良哈三衛不斷襲擾明朝邊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動退兵,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北虜之患”。隨著明朝吏治腐敗程度的不斷加深,邊防力量漸趨削弱,“北虜之患”日益加重。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入寇中國,是為土木堡之變。蒙古在此后百年的內斗,韃靼重奪主宰地位,韃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脫穎而出,于明嘉靖年間獨立建國,進而威脅中原。

      嘉靖年間,韃靼諸部屢屢入犯,兵力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明王朝的腐敗軍隊根本抵擋不住蒙古人驍勇善戰的騎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并求通貢市,明世宗屢次拒絕。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韃靼首領俺答率領所部數萬精兵犯大同、薊鎮,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軍不僅京營官兵毫無斗志,各路“勤王”之師也怯懦不敢戰,聽任韃靼軍隊在京師周圍肆意劫掠八日,滿載而去,史稱“庚戌之變”。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應開市,但北部邊境薊遼地區的滋擾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隆慶元年),俺答數犯邊地,而土蠻亦同時入寇,進犯薊州,蹂躪昌黎、撫寧、樂亭、盧龍,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邊境形勢極為嚴峻。朝廷商議對策,工科給事中吳時來提議調兩廣總督譚綸、福建總兵戚繼光、廣西總兵俞大猷到北方“專督練邊兵”。福建巡撫涂澤民則懇求:“戚繼光才猷超邁,忠勇性成,功勛茂著,八閩愛戴,如出一口。……蓋一日有閩即不可無此官,乞將戚某專心料理閩事”。兵部意見:“戚某與譚綸向在福建,文武相資,練兵御寇,立有成效,應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載垕決定:“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戚繼光于1568年(隆慶二年)二月任神機營副將;五月,總理薊、昌、保練兵事務,節制三鎮與總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總理兼任薊鎮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處。譚綸則于1568年(隆慶二年)三月任薊遼總督;四年十月為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六年七月為兵部尚書,入掌兵部。戚繼光兼任薊鎮總兵后,在長期的親密戰友譚綸的極力舉薦和傾力支持下,在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隆慶六年六月出任首輔)的高度賞識和極度信任下,開始了軍事生涯的又一次輝煌。

      1570年(明穆宗隆慶四年),俺答為救孫兒把漢那吉,與明朝開始和談,次年達成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史稱俺答封貢。北虜問題至此告一段落,封貢換來北疆過百年和平,直到滿清崛起時,九邊烽煙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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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在大明王朝南邊沿海的倭寇不斷地走私、燒殺搶掠、擴大貿易,不斷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并與中國流民、窩主及漢奸勾結,由開始的小打小鬧,發展到后來瘋狂地燒殺搶劫;倭寇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制了艦船、武器,總結研究出特有的戰術,日本政府由當初的暗中支持,到后來明目張膽地縱容支持倭寇的行徑,最后企圖以朝鮮為跳板,悍然發動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企圖打開明朝東南門戶;明朝政治腐敗、戎政大壞,讓倭寇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肆燒殺搶掠,給中國人留下了血的教訓;在關鍵的時刻,正義戰勝了邪惡,團結的愛國志士戰勝了貪污腐敗、賣國求榮者,為抗倭的勝利贏得了先機;倭寇雖然最終在戚繼光等一批愛國將領的努力下被消滅,但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0年之久的侵擾史已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記憶,更留給了世代中國人民血的教訓。

      而由于明初的蒙古胡虜問題沒有解決,使明朝陷于南北兩面作戰的窘境,蒙古作為一個地方的割據政權,雖沒有足夠的實力來威脅中央朱明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斷侵蝕騷擾長城防線,使明朝不得不長期投入巨大的國防和外交資源。可以說,蒙古人自從被朱元璋逐回草原那一天起,無時不想著“光復中原”,對于明朝的統一政策,必然是拼死反抗,和平統一是不現實的,明朝開通馬市互惠蒙古人,其實也是養虎為患。隨著滿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戰略上擠壓明朝的空間,互通聲勢,曾經強大的明朝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中風雨飄搖,一直到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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